1979年我国派代表参加在墨西哥召开的第一次世界继续工程教育大会，引入继续教育概念。1985年我国派代表参加第三届国际成人教育大会后，国内兴起成人教育的研究和讨论。终身教育、继续教育、成人教育三个概念的讨论在同一时期常常混杂在一起，没有明确的区分。这一时期的教育现象如老年大学、全国扫盲教育运动等并没有被称为“终身教育”。[2]
国内以终身教育为主题的早期著作主要是国内学者的译著，如1986年，周南照和陈树清翻译出版了保罗·朗格朗撰写的《终身教育引论》。在终身教育思潮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撰写的《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报告（1972年），1979年由上海师范大学外国教育研究室翻译出版。译著中还有持田荣一等的《终身教育大全》（1987年译）、C.J.泰特缪斯的《培格曼国际终身教育百科全书》（1990年译）、阿瑟·克罗普利的《终身教育导论——心理学分析》（1990年译）、西里尔·O.豪尔的《学习模式——终身教育的新展望》（1992年译）、S.拉塞克和G.维迪努的《从现在到2000年教育内容发展的全球展望》（1996年译）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的《教育——财富蕴藏其中》（1996年）等。这一时期我国学者的专著，有周蕴石的《终身教育》（1989年）、乔冰等的《终身教育论》（1992年）、谢国东等的《构建学习社会》（1997年）、吴遵民的《现代国际终身教育论》（1999年）等。[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