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大作博采众长，匠心独运，既传承了中国古代群贤修史的传统，又呼应了当下最新的历史学动向。说它传承了中国古代群贤修史的传统，是因为有唐以来，设史馆、修国史已成为盛世的象征。如魏征监修的《隋书》，广邀经史大师颜师古、孔颖达、许敬宗、于志宁等博学之士群策群力，更以文人修史著称，不拘一格，文采斐然。《中国治水史诗》也是能人牵头，聚群贤而著书，根据程老的回忆，他们收到的治水文章，90%以上都是全国最优秀作家的手笔，无怪乎书成之后，漫卷才气扑面而来。
如果说群贤修史正沿袭了自古盛世修史的传统，那么，“史诗”的形式恰也暗合了历史学的前沿发展——让历史回归故事。意大利文艺批评家、历史学家克罗齐曾经论断：“没有叙事，就没有历史学。”从古希腊的希罗多德和中国的左丘明开始，历史著作就是以讲述故事作为其基本特征的。“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是鲁迅对太史公的《史记》之史学价值与文学价值的双重高度评价。写就不朽巨著《罗马帝国衰亡史》的大师爱德华?吉本也曾经骄傲地宣称“每个女子的梳妆台都摆上自己的著作”。但是近代以来，随着社会科学的迅猛发展，历史学在经历学科化的过程中也被塑造成了以“分析”为重的社会科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人口学、统计学等方法被援引进入历史研究中，寻得历史普遍规律成为了治史的主要目的，历史成了社会科学的大杂烩。所幸的是，“讲故事”的历史写作并未随着历史学的发展而销声匿迹，反而在今天重新展现了它的魅力，并且得到了人们的重视，通过叙事，历史过程再一次回到了自身。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对14世纪初法国农村的社会、经济、宗教生活进行了栩栩如生的展示。娜塔莉戴维斯的《马丁?盖尔归来》也作为畅销书进入了寻常百姓家。当我们观望着西方史学界“叙事的复兴”之时，回头一看，恍然发现《中国治水史诗》这样一部史诗性的著作，竟不自觉地呼应了西方历史叙事的当代潮流，以文学的历史叙事展现了中华民族治水的浩瀚画卷；也使中国文学在历史反思与现实关怀的交合处迸发出巨大的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