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天津百姓团结一心，气势如虹。不少涉案百姓被捕入狱，城内外都视之为英雄，人人为之串供；没有被捕的涉案之犯，家家为之藏匿。曾国藩抓捕凶手一事，万分棘手。民间却已经将天津教案作英雄史诗般理解，画图刻版，印刷斗方、扇面，到处流传。有人还将之编成戏曲演出，虽然很快被曾国藩查禁，但人心的向背可见一斑。
曾国藩设立发审局，日夜悬赏线索、缉捕犯人、审犯求供。即便如此，案件审讯进展缓慢，就连被审之人的口供都不能敲定。审案官员千方百计、严刑峻法，都不能让犯人供认一语，即便供认了犯人也时供时翻。涉案百姓表现出了崇高的民族气节，勇于担当，纷纷说：“只要杀我便能了事，将我杀了便是，何必拷供。”又说，“官办此案是国家的事，我等虽死亦说不得，但不能令洋人来辱我。”曾国藩为百姓们大无畏的爱国精神所折服，可又苦于百姓们设置的重重障碍，他感觉此案“节节棘手，越办越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