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藩官京秩，以理学文章著，立朝謇愕，有大臣之言，中外想望。
据此可以想见当时曾国藩是怎样的人物。
文宗即位之初，下诏求言，曾国藩陈述行政用人的意见。他在《应诏陈言疏》中写道：
臣窃维用人、行政，二者自古皆相提并论。独至我朝，则凡百庶政，皆已著有成宪，既备且详，未可轻议。今日所当讲求者，惟在用人一端耳。方今人才不乏，欲作育而激扬之，端赖我皇上之妙用。大抵有转移之道，有培养之方，有考察之法。三者不可废一。
接着，他论及人才萎靡的弊端：
以臣观之，京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屑。外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颟顸。退缩者，同官互推，不肯任怨，动辄请旨，不肯任咎是也。琐屑者，利析锱铢，不顾大体，察及秋毫，不见舆薪是也。敷衍者，装头盖面，但计目前割肉补疮，不问明日是也。颟顸者，外面完全，而中已溃烂，章奏粉饰，而语无归宿是也。有此四者，习俗相沿，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将来一有艰巨，国家必有乏才之患。
转移风化之本
其次，曾国藩论及皇帝以身作则是转移风化的根本：
臣考圣祖仁皇帝登极之后，勤学好问，儒臣逐日进讲，寒暑不辍；万寿圣节，不许间断；三藩用兵，亦不停止；召见廷臣，辄与之往复讨论。故当时人才济济，好学者多。至康熙末年，博学伟才，大半皆圣祖教谕而成就之。今皇上春秋鼎盛，正与圣祖讲学之年相似。臣之愚见，欲请俟二十七月后，举行逐日进讲之例。四海传播，人人响风。召见臣工，与之从容论难，见无才者，则勖之以学，以痛惩模棱罢软之习；见有才者，则愈勖之一学，以化其刚愎、刻薄之偏。十年以后，人才必大有起色。一人典学于宫中，群英鼓舞于天下。其几在此，其效在彼，康熙年间之往事，昭昭可观也。以今日之萎靡因循，而期之以振作；又虑他日更张偾事，而泽之以《诗》、《书》。但期默运而潜移，不肯矫枉而过正。盖转移之道，其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