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列所述就是：与流行的观念和某些后现代作者急躁的“怎么都行”的无政府主义相反，对道德现象的后现代透视并没有揭示出道德相对主义。面对显然不能消减的多种多样的伦理法典，我们也不能提倡或以“我们对此无能为力”为由而间接地建议缴械。现代社会在提倡普遍伦理的面具下实践着狭隘的道德观念。通过揭示出在政府支持的伦理法典和道德自我无限复杂的条件之间的不适应，通过揭露出社会把自己伪装成道德最终的创始者和唯一值得信赖的卫士是一个谎言，后现代透视显示了伦理法典和它们推荐或支持的道德实践的相对性是政治地宣扬伦理法典的狭隘性之结果（狭隘的伦理法典以普遍的面目出现）；而不是它们谴责为狭隘的“没有法律化的”道德条件和道德行为的结果。这种伦理法典被相对主义所苦恼，而这种苦恼仅仅只是对篡夺伦理权威制度力量的种族褊狭观念之反思或者沉淀物。通过扩展特定的制度力量、政治和文化的范围和区域来克服多样性（在现代斗士反对道德相对主义时，要求事实上的一致），只能导致伦理对道德、法典对道德自我、他治对自治的一种更加彻底的替代。消除了由政权支持的独特的普遍性即将到来的预言后，后现代透视成功地穿透神话的厚厚面纱到达普通的道德情形，这种道德情形优于对道德能力进行社会管理的各种结果，更不必说对“普遍化”进行同样管理的迫切需要。全人类范围内的道德统一，如果可以被加以想象的话，应当不是政治权力和伦理主张的范围全球化的最终产品，而是单一民族国家、正在建国的各个民族、传统的社团和正在寻求传统的社团、部落和新部落的和它们指定或者自命的发言人和预言家对于“只要与我们无关，哪管它洪水滔天”的声明进行解构的乌托邦前景；是作为自治的道德自我解放和为其道德责任辩护的遥远前景；是作为没有被引诱去逃避而是勇敢面对固有的、不可治愈的善恶并存（责任将它抛入这种情形中，而且这仍然等着重新成为它的命运）的道德自我之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