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止一次地听到我们当中的人说，任何人愿意为之付出生命代价的动机都是值得尊敬的。更确切的说法应该是这样的：从心理学的意义上来看，出于某种动机而甘愿牺牲的自愿行为是值得尊重的；而把自愿牺牲当作一种用以掩饰不明动机的借口时，就不值得我们尊重了。如果一个人积极地将自己的道德贡献服务于国家理想，同时只相信对含有责任和信仰的爱国主义的权威证明，那么毫无疑问的是，他很有可能忽视或者弱化对非主流问题——其特点在于能够显露出整个时局向正面发展还是向负面发展的迹象——的考察。然而，恰恰是对覆盖整个战争动员的群体性情结的感情和美德的充分认可的出现，造成了对大众心理的主要危害。我们已说过，当好战性与爱国主义联合起来时，它需要具备一种近似宗教性的尊严。但是，无论具备与否，它必然要求尊严依赖于一些超越情感和本能的限制之外的东西。如果没有这些东西，情感和本能就无法为一种永恒的道德——价值的虚伪表象是真正的价值的最糟糕的敌人——提供基础。
四、道德的基础——知识与信仰
如果一个身处比赛、集会，或者战争情绪的潮流中的人服从于大众的心理指向，那么他很快就会意识到，他越来越不像一个能思想的人了，萦绕在他的脑海中的惟一想法就是试图紧跟大众的意志。他对外界的模仿已经到了非同寻常的地步，而且更加轻信，更加急于寻找一个可以追随的领袖，好像潜意识地感到自己在根本上存在一定的弱点。与此同时，他更倾向于变幻无常，可能会因为缺乏他习惯的判断依据，而从一个人转向另一个人。在大众心理的影响下，一个人如果没有辨别能力，就会变得多疑；如果没有进取心，就容易手忙脚乱；如果没有十足的把握，就容易流于独断专行。简言之，一个人的社会性的新发展往往要为他过分地拘泥于周围环境而付出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