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从国家构成来看，奥地利面临着德意志其他邦国所没有的尴尬困境。普鲁士在1806年以后由于大片领土的丧失，呈现单一的德意志色彩，民族鼓动成为普鲁士改革的精神力量。而哈布斯堡帝国本身就是一个由多民族构成的庞杂国家。随着奥地利帝国的建立以及大量的在德意志南部领地的丧失，这一帝国内部的德意志因素日益弱化。在这一多民族的国家中，任何以民族主义作为鼓动宣传的改革都会触动帝国内其他民族的神经，进而导致帝国的分裂。因此，统治者不可能打出民族主义的旗帜来进行改革。
其次，18世纪下半期的开明专制统治在普鲁士和奥地利留下了不同的结果。在普鲁士，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开明专制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遗产，充满着开明专制的改革传统。奥地利则不然。约瑟夫二世激进的开明专制改革遗留下了诸多问题。约瑟夫二世的改革包括废除农奴制度、农民后代择业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司法现代化和行政管理中央集权化等诸多方面，相关改革范围过广，操之过急，结果遭到贵族的强烈抵抗。改革后的奥地利没有形成中央集权的统治模式，仍是一个以哈布斯堡王朝为纽带的“诸王国的混合物”。相反，有关加强中央集权的改革却促使匈牙利、波希米亚等地的保守势力起而抵制中央政府的政策。到弗兰茨皇帝时，改革已经成了革命的同义语。皇帝和主要政治领导人都反对改革，“反对任何社会力量的自由释放，反对接受任何新的运动”，希望保持原状。所有这些，都给改革增加了难度和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