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形的交流习俗很快就会变成非象形的。这主要是基于手语的出现，听觉有障碍的人会使用自发性的象形手势与其父母交流，慢慢地就发展了出一些哑语（home signs）。这通常是一些格式化的、短小的手势（Senghas et al.，2004）。因此，代表“有蛇-危险”的波浪手势会缩略成一个几乎没有波动的手势。这通常是因为接收者可以预期在交流情境中会发生什么。比如说，如果她正要翻起一块石头的时候，某人伸出了他的手，那么她可以将其解读为“有蛇-危险”。儿童和新来的人就会模仿这个简短的伸手动作，来使他人意识到有蛇[4]。强大的模仿能力和遵从就这样渐渐破坏了交流的象似性，因为在有文化共同基础的群体中，象似性是不必要的，群体中的个体知道交谈某个特定情境时应该使用何种约定俗成的手势。交流习俗就这样具有了任意性。
对于个体和其思考过程来说，这种习俗的、任意的做事方式暗含了重大的意义。一方面，儿童出生在一个使用一套交流习俗的群体中，这套交流习俗是群体的祖先发现在协作时十分有用的指示动作，而且群体中的每个人都应该学会并使用这些交流习俗。因而，个体并不需要自己去发明概念化事物的方式，他们只需要去学习在历史长河中积累出的智慧结晶。个体就这样“继承了”大量的概念化和观点化世界的方法，这就使得我们可以对同一个实体或情境同时产生多个构念，如浆果、水果、食物或者交易资源。构念的模型并非基于现实或是交流者的目标，而是根据交流者的思考，即他认为如何表达一个情境或者实体，接收者会最有效地领悟他的交流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