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他地区一样，明代中国向南亚文化的输出也以陶瓷、丝绸为主。如巩珍《西洋番国志》柯枝国条说，当地有一些被称为“哲地”的商人，“专收买宝石、珍珠、香货，以待中国宝船”，同中国船队交换瓷器、绫罗绸缎等产品。
当然，在这一时期，印度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仍有一定的影响。例如文学的创作，吴承恩的《西游记》、汤显祖的《邯郸记》都明显受到印度文化的影响。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文化与印度文化的密切联系。[22]
二、与西亚的文化交流
明代中国文化与西亚文化的交流虽然仍在进行，但它的影响和作用已远不如唐宋元时期那么广泛深远。
《郑和航海图》
郑和七下西洋，其船队到过阿拉伯半岛，并出访过忽鲁谟斯（今伊朗霍尔木兹）、佐法尔（今阿曼佐法尔）、剌撒（在阿拉伯半岛南岸，或谓在今南也门木卡拉附近）、阿丹（今南也门亚丁）、天方（今沙特阿拉伯麦加）、蓦底纳（今沙特阿拉伯麦地那）等国家和地区。他们运去了中国出产的麝香、丝绸、瓷器等物，从当地商人手中买到各色奇货异宝、麒麟、狮子、鸵鸟等物，并画回天堂图真本。《瀛涯胜览》佐法尔国条载道：“中国宝船到彼，开读赏赐毕，王差头目遍谕国人，皆将其乳香、血竭、芦荟、没药、安息香、苏合油、木鳖子之类来换，易其纻丝、瓷器等物。”值得注意的是，明代中国还专门生产外销西亚的瓷器。如宣德年间景德镇生产的青花折枝花卉方流执壶、青花绶带耳葫芦扁瓶、青花缠枝花卉纹折沿盆等，造型与14世纪早期西亚的金银器相似。明初花卉纹大盘、万历青花花瓣口大盘及各式军持，还有浙江龙泉窑生产的青釉刻花大盘、大碗及用阿拉伯文装饰的瓷器，都是按照伊斯兰教的生活习俗特制的。这些造型和纹饰具有阿拉伯民族风格的瓷器，是中国文化与伊斯兰文化频繁交流的结晶，具有崇高而神圣的文化内涵。这些具有阿拉伯文化色彩的外销瓷的生产，也对中国文化产生过极大的影响。它一度成为宫廷和官僚士大夫收藏的重要陈设品或实用品。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与西亚的文化交流及相互影响。它的价值，早已超过它的经济含义，而成为中国与阿拉伯人民友谊的永恒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