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唐初道家获王室支持，每有打击佛教之举，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太史傅奕奏策十一条请罢佛法，法琳乃上书辩其非，以《破邪论》与之辩难，傅奕理屈而无以对，帝始稍息废佛之事。后为对抗李仲卿等之排佛论，又著《辩正论》，挫其邪论。
[31]怀素，唐代律僧。从道宣律师习《四分律行事钞》。其后，又转入法砺的弟子道成门下，学《四分律疏》。久之，慨叹古人之义未能尽善，乃撰述《四分律开宗记》，纠弹古疏之过，总结为十六失，而别立一家之说，时人称为新疏，以别于法砺的《四分律疏》。自是，师所立的新说，乃称东塔律宗，而与法砺的相部宗、道宣的南山宗鼎足，并称律学三大宗。
[32]义净，于唐咸亨二年（671年）西行赴印度，二十年间历游三十余国，携回梵本经论约四百部、舍利三百粒至洛阳。其后参与《华严经》的新译，与戒律、唯识、密教等书籍的汉译工作，与鸠摩罗什、真谛、玄奘等，共称四大译经家。著有《南海寄归内法传》四卷、《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二卷，著作中备载印度南海诸国僧侣的生活、风俗、习惯等，系了解当时印度的重要资料。
[33]智圆，与同门庆昭、晤恩等阐述天台山外派学说，与山家派代表四明知礼展开论辩，并撰述《金光明经玄义表征记》，以四难否认《金光明玄义》广本的观心释，对抗山家派。然一般以知礼之说为天台正统，贬抑山外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