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岁的达赖滞留在亚东镇一座叫“东噶”的寺庙里，念经诵佛，一筹莫展。
1951年1月11日，滞留在亚东的噶厦召集官员会议。这是西藏地方政府的一次重要会议。在喜马拉雅的那个边境小镇上，他们反复权衡利弊，总算看清了无可挽回的大趋势，给达赖喇嘛上了一篇呈文。呈文引用印度外交大臣梅农博士最近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会见西藏代表时的话说：“美国代表大使约韩·韩德逊说，看来西藏政府通过和平谈判是上策，如果采用战争的办法，那么西藏现有的内部权力势必丧失。英国大使约翰·米宪拉尔音也说，原来印度属于英国期间，我们能够从各方面给予援助，但是印度现在已经独立了，西藏政府还希望从英国政府得到援助，只能使藏人感到受骗……”
自从1949年7月8日，西藏地方当局悍然制造“驱汉事件”以来，这是噶厦政府最为哀惋，最为清醒，也最为明智的一封公文。
这是现实的军事较量，周围的国际环境，内部的各派斗争，所得出的一个新的意向，表现了新的认识和新的愿望，因而也就必然会有新的前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