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这份维持了十七年的职业（我后来鼓足勇气辞职）之间的关系，和包办婚姻有诸多相似之处，最初是出于生活的需要，但在日复一日的耳鬓厮磨中渐渐生出了感情。在我受雇的诊所里，除了听力渐弱的寻常老人，我还会接触到许多退役军人和战争难民。刚成为听力康复师的那几年里，我还见过几位从一战退役的老兵。后来走进诊所的军人越来越年轻，尤其是从中东战场和阿富汗维和使命中退役的，不乏二三十岁的青壮小伙。在我的病人中，还有被炸弹炸聋了耳朵的难民孩童。他们为我打开了思维的另一扇大门，让我对战争、灾难、心理创伤、迁徙、身份认同的话题有了深切的同理心。这也就解释了从《余震》《阵痛》到《劳燕》等一系列作品中横贯始终的一个主题：灾难、创伤和修复。
写作作为倾诉渠道的日子离我渐渐远去，因为我已经接受了生而孤独的现实，不再奢求倾听和理解。写作作为逃离之路的日子，仍然还在继续。写作为我提供了一条不宽阔但始终存在着一条缝隙的逃离路径，让我能够努力尝试逃离偏见，逃离说教，逃离受害者思维陷阱，逃离我那个时代赋予我那代人的控诉腔、粉饰腔、主题先行腔、套话、虚话、场面话，尽量真实地理性地面对事件和自己的内心。写作不一定能帮助我完成这条逃离之路，也许生命本身也不能，但它至少可以提示我处在路的哪一段。因此，我借用爱丽丝·门罗的一部小说《逃离》（Runaway）的名字，作为这套作品集的序言的标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