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地理学与科学史、科学社会学的“联姻”，一门新的交叉学科——科学地理学诞生了。新的学科进一步强化了科学史、科学社会学以及科学哲学所谓的“空间转向”。这种转向不再接纳传统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研究中普遍主义假设，而主张一种科学的“地方主义”和科学的“本土化”研究。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是美国地理学家H.多恩（H.Dorn）于1991年出版的《科学地理学》一书，以及美国地理学家戴维·利文斯通（David N.Livingstone）于2003年出版的《将科学置于地方：科学知识的地理学》一书。在前一部著作中，作者遵循着埃尔斯沃斯·亨廷顿（Ellsworth Huntington）、魏特夫等人的研究思路，强调自然地理因素（土壤、气候、水文、地形、人口等）对科学发展的“决定性”影响；后一部著作则从“地方性”的观念出发，明确提出“将科学置于地方”，并把批判的矛头直指传统科学史、科学哲学研究忽视地方性的错误倾向，认为那种观点是“狭隘的”“不可信的”，会妨碍对科学的认识。[40]此外，还有尼斯贝特对东、西方科学文化（思维）差异的比较研究，即所谓“思想地理学”（the geography of thought），还有M.尼克尔森（M.Nicolson）关于植物生态学在不同区域呈现不同风格和差异的研究[41]，以及信息社会地理学中的知识区位效应的研究等。现在学界普遍认为，科学地理学是以科学活动为研究对象的，所要解决的是不同影响因素的区域差异对科学活动的影响，以及科学活动区域差异对社会发展的影响等问题。[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