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借助于从维也纳学派的一些观念而兴起的分析哲学运动在很大程度上认识到一步一步解决问题的计划时，在英国，有一个非常的哲学兴奋期，特别是在牛津。看起来，哲学论争能够变得越来越精细、越来越小心且越来越详尽，而且哲学论争的技巧也正在变得越来越令人愉快。即使在大学以外，作为一种思维方式，英美哲学分析中的大众文化立足点正开始显得艰难起来，有时候受到责难，有时候受到表扬：至少它不是无害的，这一点就像学院派哲学在英国的通常情形一样。一些古老的知识问题和看法都被哲学范围内的新的论争所改变。这时正是战后温和时期，有些问题和争论是随着工人运动而来的，当时共产主义和反共产主义是欧洲和美国的当务之急，而不是英国的当务之急，所以在英国，哲学能在一个稳定的自由讨论中获得繁荣。马克思主义、共产党以及天主教教会都是决定欧洲大陆哲学方向的思考和论争的焦点；但在英国，它们都被大大地忽略了，分析哲学家或许碰巧有政治的兴趣，但是他们的哲学论争都在很大程度上保持政治中立。
战争结束后，我没有马上回到哲学教育，过一种大学生活，我在一个并不重要的政府部门一直服务到1947年年底，部分原因是因为政府是由工党组阁的。几乎每个人都希望欧洲出现一个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统治时期，以作为对纳粹主义和与纳粹主义相妥协的一种回击。1949年夏天，我在巴黎从事对马歇尔计划做出反应的准备工作，这通常被称为是欧洲趋势的转折点，因为美国的行动阻止了普遍的贫穷和经济衰退。我对那个时期印象深刻，而且我仍然对适用于政治和历史变化的这个趋势转折点比喻印象深刻，它正好适合描述前5年时间的情况。在欧洲历史的所有黑暗时期中，1789年和1917年是我特别关注的两年，这两年好像仅仅在设置政治发展的重复形式。我们期望进一步的社会变革、更长时间的革命或接近革命的社会变革。但实际上，随着对进步和革命的渴望逐渐增加，这个趋势来到了，随着对和平和安宁以及对安全的令人疲倦的号召，这个趋势又消失了，而且只有偶然而起的洪水打断这个自然的节律，淹没了大地。